案例一 ： 陈某与周某原来系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做生意欠下了近十万元的债务。后两人做法院主持调解下协议离婚，只是在法院调解是双方并未提及十万元债务问题。五年后，该院在一起陈某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发现陈某和周某在协议离婚时隐瞒了债务，认为陈某、周某的协议侵犯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遂启动了再审程序，对离婚案件中的财产部分及债权债务部分进行再审。再审中，陈某和周某均称当初确实存在十万元债务，但两人当时已经协商好了分担份额，即此债务负担并无争议，故无须法院审理。目前双方对十万元债务已归还了大部分。再审庭审中，陈某与周某表示将继续想办法按当初的约定归还欠款，不愿意让法院审查并确认债务负担。
案例二 ： 李某与王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共同生活所需欠下他人许多债务，后两人感情破裂，女方李某起诉要求离婚。在人民法院调解下，双方达成离婚协议，其中就债务五万元约定由王某负担四万元，李某负担一万元。一年后，人民法院在另一起由李某与王某的债权人起诉的案件中，发现其中有一笔债务就近八万元。人民法院遂认为李某某与王某的离婚协议有规避债务的情形，决定对离婚案件中的财产部分进行再审。再审中，法院发现李某与王某的债务也不止八万元，李某讲大约有十五万元，而王某讲或许有十八万元甚至更多，具体数字，两人都说不清楚，也无法就债务承担达成协议，导致法院很是为难。
案例三 ： 原告古某诉被告丁某、傅某债务纠纷案。 1997 年至 1998 年间，傅某与古某做生意欠下古某 4.2 万元债务，立有字据议长。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拥有价值 5 万元的一套住房及其他财产。 2000 年六月间，两被告办理了离婚手续，约定财产归女方丁某所有，债务归男方傅某所有。 2001 年 4 月，丁某将房屋登记至自己名下，并声明共有人为傅某。后丁某用该房屋作抵押担保向银行借款。法院认为，傅某与丁某协议离婚时，约定房屋、家具等财产全部归女方丁某所有，侵犯了债权人古某的合法权益，两被告转移财产的行为无效。遂判决傅某前古某货款 4.2 万元，由丁某在房屋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①]
看完上述三则案例，总让人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似乎法律的运用是非常呆板的，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的裁判似乎也没有确定力。于是，自然而然地便会产生一些疑问：夫妻协议离婚一定得就债务负担进行协商吗?如果协商一致了，其效力如何?而若协商不成，人民法院应否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负担进行分配，其依据是什么?效力又如何?
二
关于夫妻离婚诉讼中的法院分配债务负担问题，多年来一直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有人甚至主张让债权人作为离婚案件诉讼中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以解除法官裁判时的困惑。 [②] 然而，这终究未能得到立法的认同。其实，法院分配夫妻债务之妥当性问题，至少在十年前就有人指出来并提出了建议，主张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应涉及具体的债务处理。 [③] 直至近日，仍不断有人呼吁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没有必要审理夫妻对外债务。 [④] 但为何时至今日，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仍然对分割夫妻债务念念不忘而难以割舍呢?有鉴于此，笔者也步他人后尘，为离婚案件可抛弃审理债务负担呐喊几句，只不过笔者将从另外一个视角提出自己的见解——
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 [⑤] 增补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具体内容，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由此可见，夫或妻有将财产约定之内容告知债权人的义务，否则其债务仍及于夫妻二人。这样规定与我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精神是一致的，体现了民法沉浮是信用的原则，既能保护夫妻的合法财产权益，又能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但是，《婚姻法》也同时留给我们一些遗憾，如：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内容中，对于夫妻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及债务清偿责任等可否约定未予明确规定，而且，《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往往有可能侵害夫妻一方本人或该方的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夫妻共同生活，彼此之间互有日常家事代理权，故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也可能是共同债务。再如，《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未规定责任形式。实务上仅是依据民法上的理论而进行的推导，从而认为夫妻应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却并无婚姻法上的明确规定。根据民法原理，离婚时夫妻对依双方协议分别负担的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当人，这些问题中，有的并非本文所论述的话题，但我们必定要将作为夫妻财产制内容一部分的夫妻共同债务，放在整个《婚姻法》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正因为《婚姻法》存在上述缺憾，才会导致审判实践中的观点不一，裁判不一。《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仅对夫妻共同债务作了“应当共同偿还”的原则性规定，而且规定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至于人民法院以何原则、以何标准判决，则全凭法官自由裁量了。有观点认为，无论如何，该规定还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的，仅在协议不成时才体现国家适当干预的原则，人民法院判决偿还，是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或偿还能力等情况进行的确定，只对内部产生效力，不能对抗债权人。 [⑥]
2003 年 12 月 25 日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在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该解释清楚地说明，人民法院对夫妻财产所作的分割处理，不影响债权人向夫妻双方主张债权。但仍然有人将夫妻财产理解为及包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积极财产，也包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减少的消极财产。 [⑦] 这就难怪许多法官仍然对处理夫妻债务难以舍割了。
三
现在来考察一下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第二十五条。该条原本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 18 条之规定，即“当事人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离婚判决，就财产分割的处理对夫妻双方有约束力，但不能对抗其他债权人。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相比之下，虽然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在对国家公权介入私权领域的把握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仍未完全脱离干预离婚夫妻与他人之间的私权关系的巢臼。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总要加以分割并确定具体份额。其实，这至少犯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错误：第一，离婚案件属于当事人身份关系诉讼，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⑧] 法院仅应当处理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附带处理子女抚养与夫妻财产分割问题，而处理债务问题时，必然涉及债权人的利益，法院的裁判不应当影响案外人的权利。第二，离婚案件中的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乃诉的合并，其合并于离婚之诉，且从属于离婚之诉，如果将夫妻共同财产一并处理，将不属于诉的合并，因为其依据的是债权人与离婚夫妻之间的债的法律关系，乃不同主体间的另一法律关系，若强行处理，不仅有违私法自治原则，而且也不符合诉讼法上的诉的合并理论。第三，债务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又债务不代表有责任。债务人会由于许多事实原因或法律上的权利原因而无须清偿债务，如债权人的放弃、诉讼时效的超过等，在这些情况下，人民法院如何令夫妻连带清偿夫妻共同债务呢?第四，既然将夫妻共同债务规定为连带债务，那么作为债权人可以要求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清偿债务，也可以两人清偿载物，而法院若将债务在夫妻之间进行按份分配，不仅有违不告不理的诉讼法原则，而且剥夺了债权人的选择权。如果说离婚夫妻对债务分担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尚可以成立，那么，人们法院已判决的方式在离婚夫妻之间分配债务，显然没有任何法理依据，这是国家司法权侵犯当事人私益的侵权行为。如果所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或债务数额尚存争议，法院裁判文书的严肃性何在?司法权威何在?从婚姻法的立法规范与若干司法解释的内容看，婚姻法中是将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个人债务作清楚地表述并明确地加以区分的。尽管我国民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财产概念为积极财产与消极财产之总和， [⑨] 但将此定义套用在夫妻财产方面却很不恰当。若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中的夫妻财产理解为包括消极财产，那么，我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许多条款都要作相应变更，否则，就只能在司法解释(二)中作此唯一理解了。所以，笔者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中的“夫妻财产”不应当包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减少的消极财产。只有这样理解，该条的规定才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在此基础上，要从根本上改造《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即《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应作适当修改，可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可以由男女双方协议清偿，但对债权人仍应负连带清偿责任。”其实，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国外许多国家如德国、瑞士、意大利、日本及俄罗斯等的立法都明确规定，夫妻共同财产之终止时，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 [⑩] 笔者也不赞同删除《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偏激做法。 [11]
四
现在再回到本文开头的案例中，我们便会发现症结之所在。
在案例一中，给我们最特别的印象就是司法权侵袭私权领域，不仅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也违反了“不告不理”的诉讼法原则。陈某与周某协议离婚时，因双方已就夫妻共同债务达成协议，其并无争议，故可不要求法院处理。当然，如果双方当初提出将债务负担协议也写进法院调解书亦未尝不可，但这至少不能说当初的离婚案属于错案从而须启动再审程序。事实上，再审程序中的法院却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笔者认为案件最终处理仍应当维持原调解书的效力，不宜改判。
在案例二中，李某与王某仅就 5 万元债务负担要求法院处理，而其他债务并未提及，这一方面类似于案例一，但另一方面，李某、王某对自己尚欠具体债务数额记不清，两人陈述不一。这其中或许又可以抗辩的情形、或许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或许还有部分债权可以抵消等等。在此情况下，若一味强调法院应查清具体债务事实，然后再作所谓合理分配，恐怕是非常困难的。再说，又有谁能保证李某、王某的债务就是十几万而不是二十几万、三十几万呢?若将来发现仍有遗漏，是否要对已再审过的案件再审呢?这实在是于法不通。何况，这也有违诉讼经济的司法效益原则，浪费司法资源，降低审判效率，与现代司法理念背道而驰。如果法院避开债务，而留待李某、王某的债权人依债权债务关系提出主张时再 作审理，岂不条理清晰，法理适当。故笔者以为案例二中的原审调解书并无错误，应当予以维持。
在案例三中，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内容，认定傅某与丁某是恶意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古某的利益，从而认定傅某、丁某约定转移财产的行为无效，并判令丁某在房屋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只要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则傅某、丁某的连带责任就不可能被免除。尽管古某的债权设立在先，银行的债务设立在后，但古某并未要求傅某为其债务提供担保。再者，傅某、丁某对财产的归属约定(原案例中被法院篡改为“转移财产行为”)，在傅某、丁某之间应为有效，只是不能对抗债务人古某。所以，古某的债权应当受到法院保护，并且应当由傅某与丁某负连带责任。案例中的判决有两点不当，一是不应令丁某在房屋范围内负连带清偿责任，二是本案根本不应以已有合法负担的房屋作为债务清偿的途径。附带说明一下，本案似乎还隐含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法院为了判决更多地考虑了让古某的债权直接从房屋中得以实现。其实，债权获得的保护与债权的是即时显示不通的，相对于债务人来说，其是否应当清偿债务与能否清偿得起债务是两个概念，显然，案例三种，法院考虑了后者，而全然不顾房屋上已存在的合法负担，所以才会做出不恰当的判决。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之间的债务负担以当事人约定为处理依据，如果当事人协商一致，法院则可在裁判文书或调解书中载明，以为当事人日后留下行使追偿权的证据，但这种协商一致的内容不能对抗债权人，就是基本上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内容。若当事人协商不成，人民法院并不应主动确认甚至对债务进行份额分配，这应留待债权人自己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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