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股份期权的运作过程包括授权、行权再到变现三个阶段。一般来说，未到行权期就不可能有期权的变现。而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行权期未到，当事人却要求兑现自己的期权权益。对此能否支持?法院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分析和裁判。

【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朱奇被告(上诉人)：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1996年9月11日，原告朱奇受聘为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员工。1997年，被告向员工发放《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该计划规定：被告每月从参加该计划的员工工资中扣除一定金额，进行储蓄；分为3年、5年期，由员工自己选择；储蓄金额折合成英镑，购买渣打银行发行的股票价格八折的股份。该行向员工出具《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储蓄到期时，员工可凭此证书行使限额预托买卖权，从被告处获得按当时渣打银行股票价格计算的股份价值增值付款。在储蓄期限未到期时，若发生伤残以及因冗员等情况而致员工离开被告，员工应于六个月内收回其存款及利息，并按当时已购得的股份行使预托买卖权。

1998年10月，原告参加了该计划，选择了3年储蓄期。被告每月从原告工资中扣取人民币3400元予以储蓄；被告上级银行向原告出具《标准渣打国际股份储蓄计划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一份，载明：授予原告限额预托买卖权的日期是1998年10月9日，每股价格为334便士，每月存款250英镑，到期日为2001年11月1日，可以获得2919个股份单位。原告按月进行储蓄，至2000年12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被告以其表现不佳以及合同到期为由，向原告发出退工通知单；同时终止为原告进行储蓄，并将已存款项人民币91800元及利息退还原告。原告遂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被告的承诺，向被告致函要求按冗员情况处理，即按已储蓄的金额购得的股份数2021股获得相应的权益。被告则以合同到期终止、原告无权享有该计划为由予以拒绝。

原告朱奇诉称：原告依约购买了被告的股份权益，虽然约定的储蓄期限尚未到期，但其原因是被告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所致，其责任不在原告。现被告借故不予给付股份权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原告参加储蓄27个月所购2021股单位，以及2001年2月1日渣打银行股票在伦敦交易所的股票收盘价10.6英镑和当日英镑对人民币的牌价100∶1182.34计算，原告应得股份权益为人民币173478元。为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拥有的股份权益人民币173478元。

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本案在程序和主体上均存在问题。第一，本案系争的《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系渣打银行总行对其全球各分支机构、子公司的职员，依据劳动合同关系所给予的、打折购买和保本增值的福利补贴。因此，本案的争议是劳动福利争议，依法应首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第二，本案系争的《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签约主体和纠纷主体是原告朱奇与渣打银行，而非与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并且该计划所涉的标的物是渣打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因此，本案的诉讼主体并非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而是渣打银行总行。第三，本案中原告朱奇因工作表现不佳，被告才于双方合同到期时拒绝与原告续签合同。因此，原告的情形不属于“冗员”情况，亦不属于《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规定的储蓄未到期仍可享有股份收益权的任一情形，故原告的诉请没有合法依据。第四，原告购入的股份期权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的买卖权，这种期权并非是一种所有权，而且这种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即只能基于劳动关系，且只有到期后，原告才可行使这种买卖权；而原告在权利到期前因不再具有员工资格而丧失了这种权利。因此，原告由于没有到期行使买卖权，而无权取得购得的股份单位的现金收益。

【审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主张的是一种新型的股份期权权益，这种期权权益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它不同于一般股份期权；尽管也是一种企业激励员工机制，但是它要求员工以连续储蓄的方式提供保证金。同时它并不给员工实际持有股票，而是参照企业股票上市价格，通过虚拟的买卖交易差价来确定给员工的到期股份权益。只有基于这种权益的含义及其特点，才能够分析和认定被告所提出的诉讼主体、程序等问题，并且决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因为这种期权权益必须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因此其权利和义务主体只能发生在劳动关系与储蓄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本案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的当事人显然是原告和被告双方。尽管《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是由被告的上级银行推出，《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也是由其出具；但是，《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实施和《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的兑现，却只能由被告进行；即劳动关系的存废由被告来决定，储蓄金由被告在原告工资中扣划，甚至最终期权权益的实现也只能由被告来操作，因为员工到期并不能实际持有被告上级银行的股票；也就是说，原告与被告上级银行间并无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因此，被告所称本案的诉讼主体一方应是其上级银行不能成立。其次，由于这种期权权益同时建立在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之上，因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劳动权益。同时，这种期权权益是一种附条件、附期限而且是不确定的激励机制，因此它不是法定的劳动福利，也不是我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显然本案不属劳动争议，而属于一般性质的民商事纠纷。被告要求进行“先裁后审”的主张不能成立。最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权利来源是否合法有效。作为被告的员工，原告根据《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的要求按月进行储蓄，并且持有被告上级银行出具的《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上面载明原告可以到期获得股份期权数额。由此，说明原、被告之间的股份期权合约关系已经形成；只要《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设定的条件具备，被告即应依据承诺给付原告期权权益。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后被告不再续签，导致原告不能作为员工继续储蓄，从而也无法达到《限额预托买卖权证书》中所设定的行权条件。但是，《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有专门的条款，规定了若干种非员工主观原因导致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的，员工可依据已储蓄期限与约定期限之比获得相应的股份期权。虽然，条款中并未具体涉及到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劳动关系的处理情况，但显然应比照上述伤残或冗员等几种非员工原因致使劳动关系和储蓄关系终止之情况处理。否则就会显失公平，并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另外，尽管被告在退工时曾提到原告“表现不佳”，但由于该说法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能采纳。至于被告所称，原告主张的股份期权是一种预托买卖权，因为没有到期行使故而不存在任何权益等等，显然与上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的条款规定相悖，不足为信。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起诉主体和程序合法；所主张的权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来源于原告的劳动、储蓄以及被告的承诺授权，而且该承诺授权合法有效，应该得到公平、诚实的履行。因此，被告应根据原告已储蓄股份期限相应取得的股份期权单位，以及原告依照“储蓄计划”所选定的行权日期，给付原告应得的期权权益，即原告诉请标的。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应给付原告朱奇股份权益款项人民币173478元，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979元，由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负担。

被告渣打银行上海分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称：《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并未规定在本案的情况下，可由被上诉人行使股份期权，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股份期权是一种选择权，被上诉人将期权错误视为股票所有权而直接主张权能，没有法律依据。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上诉人认为期权不等于收益权，被上诉人不能直接收益款之说，因《标准渣打银行国际股份储蓄计划》中已明确了股份权益款的计算方法，也明确了被上诉人应从上诉人处获得股份期权的数额，故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在其自身并无过错的情况下直接要求上诉人按约定给付股份权益款。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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