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屡遭质疑，所建慈善企业8个月未获捐助负债累累

　　“女博士后夫妇借高利贷做慈善”，一周前，曹明秀所发的求助微博广泛流传，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质疑声：做慈善需要借高利贷吗？为什么不量力而行？

　　办企业、赚钱，然后用赚来的钱做慈善……这条在欧美和我国港澳地区早已多见的慈善链，但在曹明秀夫妇这里却举步维艰。

　　在中国目前法律和各项监管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谁来监督这笔“良心利润”？谁能给曹明秀夫妇想要的“信任”？女博士后夫妇的慈善困境，恐怕不仅是“受郭美美影响”那么简单。

　　慈善“唐吉诃德”倒贴50万

　　曹明秀是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财经专业的博士后，老家在山东青岛，一年多前与丈夫黄鹤一起创办日新汪唯基金。除了资助北京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外，她还带领女工兴办家政公司。夫妻俩都是慈善名人。

　　但前不久，曹明秀突然在微博上求助：“一年半了，每天好几拨债主围追堵截我的家，甚至半夜2点110也来了，我带着孩子和老人，撑不住了！

　　“我的先生为了农民工子女教育办行知学校(2008年无偿捐给社会)和农民女工就业欠债90多万元，我不得不利用爸妈退休金帮他还了50多万，还有40多万债无法还清，不得不去借高利贷。”曹明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面对公众“做慈善，用得着借高利贷？”的质疑，曹明秀介绍说，她发微博求助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们的办公室已经关门了，他们为家政女工租的宿舍，也因为缴纳不起每月高达6000多元的租金，而收到了房东的逐客令。

　　在这之前，曹明秀夫妇负责补贴的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126名老师，已经四个月没发工资补贴了。

　　“我们是借了高利贷，利滚利月息能到40%，给老师发工资补贴，给家政女工们租房子。本来我以为能马上还上，但是今年我们没有拿到一笔捐款。”

　　黄鹤无奈地自嘲说自己就像慈善界里的唐吉诃德。

　　8个月没有筹到一笔捐款

　　一年多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希望捐资发展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北京道亨公司董事长汪唯，与设计发展家政女工培训计划的黄鹤相识，很快两人一拍即合。

　　“汪先生帮我提供家政女工培训就业支持，我帮汪先生捐助并发展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

　　黄鹤说，按照他的设计，他在创办一家具有慈善性质的社会企业。在他所设计的社会企业中，包含一个公益基金、一所家政女工培训学校、一个家政社会企业。家政女工培训学校的培训是无偿的，而家政企业是用来赚取利润的，然后再用它赚的钱，去补贴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

　　这个类似公益企业集团的项目，当初设定分为三年完成，总投资600万元，全部由汪唯先生捐赠。而先期投入200万元，分别启动家政女工培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招募和工资补贴。

　　启动资金100万元刚刚到位，汪先生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随后的捐赠计划全部搁浅。

　　就在黄鹤与曹明秀四处筹款，试图挽救这个慈善项目时，郭美美事件发生，让汪唯慈善基金8个多月没有筹集到一笔捐款，资金链条彻底断掉。

　　“我们就拿着这100万元，然后自己又掏了100万元来维持家政女工就业计划和5所小学126名老师的工资补贴，每月的维护费用就超过10万元。”曹明秀说，他们只好借高利贷。

　　“穷”慈善养的“富”企业

　　而曹明秀夫妇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所培训的女工却是一无所知。

　　“我们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想都没敢想过。”北京上元小区，一套140平方米装饰一新的宿舍内，已经上岗挣钱的河南濮阳籍女工张景芳和妯娌笑得很开心。

　　与一般的家政公司相比，曹明秀办的农民女工培训

　　学校和家政企业是免费培训、免费提供住宿的，而且住宿条件很好。

　　让张景芳高兴的不仅是因为居住环境比大学宿舍还好，而且她上个月拿到了3600多元工资，比她男人在老家种三个月地的收入还高。

　　按照当初的规划，这些女工所挣工资的一部分，要成为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126名老师的工资补贴。

　　由“曹老师和黄老师”负责全国招募来的5名校长和126名老师，都要求持有教师资格证，并有大专以上学历。他们每月从黄鹤手中领取300至600元工资补贴，这样一个老师的工资能拿到1600多元，还包吃住；而校长则在原有的2000元工资之外，再领取2000元补贴，每月能拿到4000元左右的薪金。

　　“我的设计是，一个家政女工培训出来，以现在每小时工资18元、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我们从中每小时抽取3元钱，这样1个女工每月为企业创造利润就是720元，而20个女工产生的利润就是14400元，这笔钱足够一个门店的运转，并且还有盈余去补贴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工资。”黄鹤对记者说。

　　可这些数字目前仅仅停留在纸上，现实是老师们已经四个月没发工资补贴。根据记者粗略统计，虽然黄鹤目前开了两处家政门店，员工有四十人，但仅在市区租用的女工“课堂”、宿舍以及办公场所的花费每年就达30多万元，而5所学校126名老师和校长的工资补贴，每月需要8万元。

　　黄鹤无奈地说，由于这种商业性质的慈善组织刚刚出现，社会上认为这类组织可以赚钱而不愿捐款，银行和投资公司则认为这类“企业”没有高利润而不愿投资。

　　谁来保住社会企业的“清白”

　　在这几个月的风雨飘摇中，黄鹤曾向众多企业求助，而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信任”。“他们担心把钱捐给一个商业公司去赚钱，而赚来的钱没有捐助给慈善事业。很多人更希望像陈光标那样直接去发钱，这样既保险，又有‘面子’。”

　　而郭美美事件的出现，无疑是雪上加霜。独立学者崔志如坦言，目前公益慈善组织尚且缺少法律监督，更何况是刚刚出现的社会企业。比如社会企业打着慈善之名，利用社会企业资格偷税漏税、非法募集捐款进行商业投资，以及挪用和盗取公众捐款，这些方面，仅靠公开账目是远远不够的。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主任王名很赞同社会企业的发展路子。他认为社会企业不应该成为一种道德“试验品”，而应该在社会、政府、企业三者监督下，保证社会企业的“清白”。毕竟社会企业的规模不大，利润方式透明，只要有法律规范和必要的监督，是可以信任的。

　　黄鹤曾经多次去社会企业发达的英国调研。他告诉记者，英国目前社会企业数量超过60000家。英国社会企业的年营业额达到270亿英镑，按照法律规定，这部分利润绝大部分都将用于慈善事业本身。

　　但在各项制度和监管措施还不完善的中国，谁来监督曹明秀和黄鹤的这笔“良心利润”？

　　就在曹明秀发微博求助后，共青团中央和中华慈善总会西部扶贫基金会有关人员找到黄鹤夫妇。中华慈善总会西部扶贫办主任朱方园对记者说，之所以愿意帮助老黄，那是因为我们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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